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国家治理 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命题，科技革命和治理革命 的碰撞促使数字国家兴起。数字国家的兴起绝非单 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于国 家治理场景，而是国家形态的重塑、国家运行的 变革和国家范畴的拓宽。一方面，数字智能技术 促使国家形态、国家结构、国家—社会关系快速 演变，推进着以数字治理、数字民主、数字科层 制、AI决策辅助等为代表的新生政治现象，这不 仅给政治学的既有知识体系带来了挑战，也为政 治学知识体系更新创造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人 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带来 了新空间。人们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上留下了海 量可追溯、可分析、细颗粒度的行为数据，蕴含 着丰富的社会属性和关联关系，为刻画个体行为、 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因此，作为 计算科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计算政治学快速 兴起并成为政治学新生学科，有力地推进了数字 时代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的创新。
数字国家的兴起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程中，科技革命作 为生产力飞跃的动力始终发挥着驱动国家治理体 系变革的基础性作用。21世纪以来，以信息化、数 字化乃至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 在驱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治理革命，数字智能技 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日益丰富、场景日趋多 元，进而促成数字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的深 度融 合乃至互嵌重构，推进着数字国家的兴起。 伴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国家逐渐兴起并 成为全新的国家形态。理解数字国家的兴起与发展， 需要关注其两个同步演化的方向：一是数字智能技 术赋能国家，推动国家结构变革、治理技术更新， 譬如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科层制的兴起；二是新兴 技术赋权社会，带来公众参与的爆炸式增长、数 字连接的社会团结方式以及基于虚拟网络的组织协 同方式的重构等。简言之，数智技术在通过赋能国 家和赋权社会的双重机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进程的 同时，也推动了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协同发展。这既影响着现代国家形态的演变，也促进国家组织结构、 国家—社会边界、国家运行机制发生巨大变化，给 科层制、结构论、关系论等传统理论认知带来巨 大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理论形成的时代机遇。 数字国家的兴起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两方面的 深刻影响。一方面，政治学经典理论面临适应性困 境。譬如经典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权力理论等 面临理论重构的时代需求，这为中国政治学在新 时代推进经典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新拓展带来了 创新契机。另一方面，数智时代政治学前沿议题快 速拓展。数字智能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也产生了 一系列新生政治现象，数字服务、数字监管、数字 民主、数字协商等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标配，这推 动着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理论概念的迭代发展。
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
国家计算（State Computing）源于数字技术赋 能国家，尤其是以数字政府在全球兴起并成为政 府改革的新趋势为代表，集中反映为数据、算法、 人工智能等新治理要素进入政府体系，一方面通 过技术赋能对传统政府组织结构、规则制度、政 府间关系产生重塑效应，即“科层政府数字化”； 另一方面则加快基于新要素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 如数据治理、算法治理、算力基础设施、智慧城 市等，也就是“数字政府科层化”。 国家计算重在国家政治或行政事务，尤其是 针对政治系统内部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如政治 决策、政策执行、监督问责、考核激励、政治安全 等进行常态化和泛在性计算。国家计算系统在设计 与构建时的核心逻辑是简约化和标准化，即通过 标准化程序和技术工具对多来源、多模态、多属性 国家运行数据进行简化处理与理解，由此计算主 体主要由采取中心化、科层制组织结构的行政体系 来实施和运行，这确保了国家计算系统的制度化、 稳定化和高效化运行，为简约化、标准化计算提 供了组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现代以来兴起的 国家统计体系、登记认证体系、财税审计体系，以 及数字时代产生的数据治理体系、计算传播体系、 国家算力基础设施等均为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家计算的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家计算系统的关键性和基础性。
表1比较了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特征差异
表 1 国家计算与社会计算的比较分析
国家计算 计算范畴 政治或行政事务 设计逻辑 简约化、标准化 参与主体 行政体系，数据机构、 信息机构、统计机构等 计算机制 中心化、科层制 社会计算 社会或社群事务 复杂性、非标准化 社群体系，专业机构、 社会组织、社群网络等 生态化、志愿性 典型场景 统计体系、登记体系、 税务体系 社交媒体、公共空间、 开源社群 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则来源于新兴技 术赋权社会，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应用的普 及，计算系统与社会系统日趋深度融合，基于社 会过程的高效计算与经由计算系统的社会协同在同 步演化。一方面，广泛覆盖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 弥散的数智化应用，为基于全社会的数据、算力 与智慧提升计算系统运行的效率和效度提供了社 会基础；另一方面，计算系统正在广泛嵌入社会运 行的方方面面，为构建社会链接、加速社会交互、 培育信任文化，进而促进社会协同提供了技术基 础。由此社会计算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 的计算系统，并与全球范围内虚拟结社、社交媒 体的快速扩散深度融合，进而深刻影响着公共表 达、数字参与乃至国家—社会关系的底层逻辑。
过去20年间，社会计算系统正在重构公共参 与、民意表达、协商议事、民意加总等全过程，有 力地推进着数字时代民主模式的迭代与发展。不同 于国家计算，社会计算重在社会或社群事务计算， 尤其围绕社会系统运行过程、国家—社会互动过 程，譬如在社会复杂性感知、社情民意分析、社 会心态计算、公共舆论治理等领域的计算式治理。 社会计算系统的设计逻辑尤为强调理解或应对复 杂性，这与社会构成及运行的复杂性高度关联，因 此非标准化地处理多样化数据和解读多维度信息是 其内在特征。为了应对复杂性和发挥非标准化计算 的优势，社会计算体系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介 入和深度协同，如社会公众、专业机构、社会团 体、媒体和社群网络等均为社会计算的主体，不同 主体间通过构建生态性网络和发挥志愿性、互惠 性优势来实现无处不在的合作与协同。社会计算 的早期雏形可以从哈贝马斯对近代欧洲城市社群中 公共领域的论述中得到启示，而数智时代的社会 计算早已超出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依赖，在虚拟空间中构建起基于社会网络、社会关联的感 知、认知、模拟社会运行的计算系统，为认知和 应对智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社会性基础设施。
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
“计算的政治”重点在于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中的国家计算或社会计算实践展开政治学分析，以 帮助我们认识国家计算或社会计算的政治规律和 政治过程；而“政治的计算”则重在从方法意义 上对政治实践或政治现象进行计算化研究。
虽然计算政治学方兴未艾，但“计算的政治”， 即对公共事务相关各类信息（数据）进行采集或 处理的政治实践，如数量化度量、数目字管理和 计算式治理却源远流长。从早期国家到现代国家， 再到数字国家，信息始终是国家构建和国家运行 的日益重要的要素和机制，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 发挥着无处不在的渗透性影响。在东西方文明发展 中，早期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各式各 样的诸如人口登记、田亩登记等“数目字管理”。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超大规模国家逐渐成型， 如何在高度复杂且异质性强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实 现有效治理成为国家构建核心命题，由此，统计、 登记、认证等国家行为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 必要构成，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诸如数字、 地图、图表、标准、指数等治理技术。计算的政 治尽管涉及数据、算法、算力、人工智能等诸多 与计算相关的具体技术，但概言之，这些计算技 术本质上都是在分析或理解信息的角色、作用或 功能。
不同于计算的政治传统源远流长，“政治的 计算”，即对政治实践或现象的实证化研究范式， 如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大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 则兴起于近现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范式 在不同科技条件下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包括宏 大理论叙事（规范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性分 析）、行为主义革命（定量分析），乃至当下日益 兴起的计算社会科学（大数据分析）。政治学引入 计算范式具有积极意义，计算方法为政治研究提 供了丰富且多元数据，将半结构化、非结构化多 模态数据纳入政治分析，此外还将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等新方法引入数据处理与分析，显著提升 了政治现象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政治的计算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范式：一是理 论驱动的定量研究范式。该范式源于社会科学实 证主义传统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算术这一政治实践的快速扩散。现代 统计学的诞生本质上源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日 益普遍的数目字管理及其相应的科研范式。二是 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研究范式。进入数字时代，数 据驱动范式不再需要预先设定的理论模型或研究 假说，而是利用超级计算直接分析海量数据来理 解社会运行规律和趋势。这一范式转换直接推动 计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计算政治学的起源：当计算的政治邂逅政治的计算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国家治理发挥着“破坏性 创设”效应。计算政治学的起源是政治学有关“计 算的政治”的理论发展与有关“政治的计算”的 方法创新相碰撞而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产生的 “化学反应”回应了当下数字智能时代政治学在 理论和方法范式上双重转型的学理需求。一方面， 传承和发扬了计算的政治传统，从政治计算的规 律、机制和过程入手，聚焦国家构建、国家运行、 国家治理的计算过程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创新 了“政治的计算”传统，从政治过程的计算方法 入手，引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新技术方法，利 用大数据、大模型技术来分析和解释政治行为，开 发算法模型、仿真模拟器对政治风险、政治选举、 国际冲突等重要政治现象进行预测研判。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新要素和新范畴两 个维度来理解计算政治学的研究议程。
一是新要素，数字智能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 了数据、算法、算力和人工智能四个新要素，并 由此产生了诸如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人工智能 治理等新生研究领域。因此有必要聚焦以上四个新 要素的政治属性、介入政治过程的作用机制、发 挥的政治功能以及带来的政治效应，乃至其背后 的政治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观察和分析，以增 进学界对政治与科技之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二是新范畴，即数智时代政治学研究范畴的 拓展，总体上涵盖国家组织形态数字化、国家— 社会关系数字化、政府—市场关系数字化以及治理 对象（经济社会）数字化四个重要范畴。数字国 家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与 协同，三者既是具有不同属性、多元利益的治理 主体，也反映为体现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 机制的多样化治理机制。在数字国家构建过程中， 基于差异而互补的治理机制扮演不同属性的功能 角色。因此，只有从四个范畴入手，才能全面认识 数字国家建设的规律、特征和路径。
计算政治学的未来：范式革命的机遇
进入数字智能时代，政治学正在全球范围内 经历范式变革，这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 契机，让我们能与西方学界在新生政治现象的研 究上同台竞技。全球数字国家的兴起为政治实践引 入了数据、算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要素、新技 术，也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新对象、新方法，这为基 于“计算的政治”与“政治的计算”两个路径的融 合提出新命题、构建新理论、探索新范式创造了时 代机遇。计算政治学并非单纯的方法类二级学科， 而是兼具方法价值与理论意涵的二级学科。在实质 性意义上，计算政治学不仅推进着政治学经典理论 在数字时代的重构，还推动着政治学前沿领域新 概念、新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在方法性意义上，它 作为一种方法论基础，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 际政治等各学科方向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方法工具， 这是其独特价值与魅力所在，为推进数智时代的政 治学范式变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先发 实践和本土生态。计算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应该聚焦 三个方面，即推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学科发展。
首先，国家治理数智化转型的先发实践，推 进数字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数字国家的实践进展 正在挑战传统国家理论的解释力，因此有必要基 于对数字国家构建先发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与理论 性反思，阐明数字国家的特征属性、运行机制及 构建路径，理清数字时代国家形态的“常”与 “变”，推进国家理论等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新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治智慧。
其次，聚焦大语言模型赋能社会科学研究新 机遇，加快探索新范式。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从浅层到深层、从 局部到整体、从特定到通用、从闭源到开源的迭 代过程，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全过程赋能，进而 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底座，推进AI for Social Science新范式的探索。
最后，面向数字国家构建的时代需求，加快 构建计算政治学新学科。计算政治学的萌生为中 国政治学基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数字参与等 先发实践推进自主知识构建、介入国际对话提供了 时代机遇。随着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文明，学术共 同体要加快对数字时代的政治文明开展系统研究并 生产原创性成果，为我国自身的政治文明发展提 供理论指引，在国际学术前沿贡献原创性知识。
〔孟天广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 理实验室教授；摘自《行政论坛》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