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确立了“合同必需规则”,包括以订立合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情形。然而，该项仅要求“为订立……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过于宽泛，既不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又可能危及信息自决，存在隐藏的法律漏洞。为此，应对该项作目的论限缩，增加“应信息主体要求采取措施”以限制其范围。订立合同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应符合三项构成要件：其一，处理行为发生在与信息主体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但应排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其二，信息主体主动要求处理者采取措施；其三，处理行为是为采取先合同措施所必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合同法之间存在密切的体系关联，但同时又应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