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应性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经典议题，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实践，积极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诉求和社会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有研究提出三种政府回应模式：代表回应、政策回应与服务回应。江苏淮安“码”上议的治理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回应模式——协商回应。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协商回应更加适用于区域性且存在差异化偏好的公共议题，更加强调党委统领和政府指导下多元主体的交互式参与，更加重视通过诉求表达和理性沟通达成共识性决策。既有回应模式将政府视为回应的唯一供给者，而发端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协商回应模式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简单二元结构，引入党委、政府、政协等组织力量，塑造党委统领的协商共治机制，实现共识性治理。协商回应模式的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贡献：一是从我国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新概念，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推动了政府回应性经典议题的理论发展；二是对我国地方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