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日，202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本届学术年会聚焦“数据要素、人工智能与数智时代的理论创新”，邀请国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及机构代表进行主旨演讲和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和数字经济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共400余人出席线下会议。会议通过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当天信息浏览量超过十万人次。
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以《数字文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根据刘守英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非常高兴被江老师吸收到这个团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主席团）来。我一直是做农村研究的，这几年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从事数字经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就进到了数字经济领域。进入这个领域以后，我发现很多概念和提法都是基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学思维的认识，需要认真推敲。比如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数据是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要素，建立数据产权和数据要素市场对提升数据价值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有重要意义等等。在今天的学术年会上，我想就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形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对社会经济形态的认识是发展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在上世纪30-40年代，判定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形态，得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得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性质，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对于我们下一步怎么走非常关键。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从五个维度来看社会形态。一是技术变革的推动，体现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起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三是生产方式，即组合生产要素的组织。四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域。五是构成生产关系总和的制度。六是人的行为。
在农业文明形态下，人们的经济活动依赖于经验累积的习惯和传统技术，技术的作用非常有限，生产力水平很低。核心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和人力，人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充分利用土地，维持基本的生计。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是家庭。人们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村落。经济制度主要依托于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人际交易。人的行为依附于资源，主观能动性很低。
进入到工业文明形态后，技术进步将人类带到一个新时代，蒸汽机和电力替代人畜动力，实现了机械化大生产。资本和技术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技术变革改写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人力组合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了索洛残差，技术与劳动和资本进行组合，构成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带来生产力的革命。现代工厂制度替代农业文明形态下的家庭组织，产生经济活动的组织革命，这就是科斯著名的“何以企业替代市场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新的组织模式”的革命性理论。在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们的活动空间也从村落转移到了城市。进入城市以后，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经济交易从人际交易转向非人际交易，社会秩序从非正式的礼治秩序转向法治秩序，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制度发生成体系的根本改变。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把人类带到了一个乐观的时代，理性和企业家精神是进步的标志。这个社会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就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理性人假设成为工业文明形态下人的行为决策的基本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否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形态？按照我们提出的五个维度，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数字文明形态的进程中。
第一，数字技术革命。这一轮数字技术的革命从人类发明第一台计算机开始，经历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有望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有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机器具备创造力，替代人类从事创意和知识生产，实现从机器替代体力劳动的物质生产转向人工智能替代脑力劳动的知识创造。
第二，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人类经济活动被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和整理，海量数据经过高效处理、存储和传输以及有目的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在产权界定和要素市场交易下，数据进入生产函数，它有望以其无限增值、可复制、可共享和虚拟性等独特性，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可能像技术变革改写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一样，数据进入生产函数，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形成的创造性破坏，有可能改写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
第三，平台成为主要组织方式。随着消费者需求日益个性化，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智能化的生产和服务逐渐成为主流，组织变革呈现出高度互联、智能化和分散化趋势，更多依赖数据和算法进行精准实时的间接调控，逐渐摆脱传统的强控制力模式，转向弱控制力、网络化和平台化的组织形式。平台成为替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强控制力的工厂组织方式。
第四，虚拟空间成为主要活动场域。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打破了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拓宽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圈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产品和服务逐渐数字化。
第五，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制度正发生适应性变化。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生产关系变革的挑战。数字鸿沟与社会不平等日益凸显，数据与算法的主导权成为核心矛盾，互联网的普及和其所承载的信息传播自由化，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冲突和争议。
第六，AI正在参与甚至替代人的思考和决策。一方面是人脑“机器化”，如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技术，旨在通过技术手段扩展人类的认知与生理能力。人类大脑直接连接机器进行决策，这引发了关于人类身份、自主性以及技术伦理界限的深刻讨论。另一方面是机器“人化”，赋予AI类似人类意识的能力，人类利用AI辅助决策，涉及到人与AI，以及AI与AI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同时也产生了机器的道德地位和意识的法律权利等更为复杂的伦理问题。
依照以上判断，我们当下的阵痛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有关。AI等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数据分析、决策、创新研究和知识生产各个领域，将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创新效率、改善宏观调控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我们正处于数字技术创新突破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阶段，数字经济变革演进到AI时代，已经具备了推动产业革命的基础。数据逐步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正在与其他生产要素进行链接，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和重组，在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社会生产过程赋能。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利用其灵活、敏捷和扁平化的特点，利用数据和算法更精准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催生出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更加灵活的新业态，形成了更加去中心化的经济活动生态。活动场所转向虚拟空间拓宽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圈子，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促进物质生产的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还带来信息传播效率的指数级提升，促进了知识与创新的快速扩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我们已经处于数字文明形态，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因应和主动变革，解决这一进程中的问题。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基本经验是模仿性创新，即技术跟进产业发展和跟随需求变化。在数字文明时代，我们既需要有原始创新，也需要有基于原始创新的应用性突破。我们现在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大规模应用还不足，尤其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存在不足。另外，从1到100的应用能力研究也有待提升。
第二，关于数据进入生产函数。从实地调研看，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在显化，但还没有普遍化。以下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体现与衡量。数据如何从生产资源成为生产要素，数据如何转化为资产和资本。数据的产权如何界定，数据要素市场如何建构。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是组合、替代还是会产生乘数效应，数据进入生产函数，是否会产生如技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函数那样的效应。
第三，关于平台的性质和作用。如果认定平台是数字文明形态的主要组织形式，那么迄今对平台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平台是否是数字文明形态的组织还需要研究。平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在理论上认识不够充分，现有的理论视其为一种企业与市场合作的组织过于简单。平台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是什么，也需要深入探讨。因为对平台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也导致公共政策上的摇摆和不确定。
第四，关于虚拟空间的治理。活动场所的变化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重要内容，而数字文明下虚拟空间的变化，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比如，虚拟空间下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个人和群体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和传播方式的影响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领域。
第五，关于生产关系总和的制度建构。数字文明形态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什么，数据的独特性如何影响数据的产权界定，数据要素市场如何建构，数据价值如何实现，数据的伦理与公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度建构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六，关于决策模式。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的行为决策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数字文明时代主要的决策模式是什么，人的理性是否会支配决策模式，人的决策和AI的决策到底是什么关系，AI带来的人类决策模式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AI本身的决策到底是什么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