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日，202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本届学术年会聚焦“数据要素、人工智能与数智时代的理论创新”，邀请国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及机构代表进行主旨演讲和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和数字经济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共400余人出席线下会议。会议通过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当天信息浏览量超过十万人次。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安同良以《突破知识围堵的互联式创新：数字经济时代分布式多主体创新的底层密码》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根据安同良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安同良教授作主旨演讲
尊敬的江主席、各位领导、各位学者，感谢江主席把这么好的时段分配给我，我拿出点压箱底的思考给大家。
我从事创新经济学研究大概二十多年，一直在思考数字时代的创新是什么模式。我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凌晨睡不着觉，突然灵光乍现，将数字时代的创新模式凝练为互联式创新。
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折磨”我三年多，去年10月份发出来了，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以这篇论文为底本的最新思考。这篇论文取得了比较大的反响：被《新华文摘》2024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成为当期的封面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期全文转载；被《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洪银兴、高培勇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一书在“新科技”篇章中收录；入选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39次会议学术成果观点。另外，微信公众号“TOP大学”发表推文，后续该推文被“学术桥Acabridge”微信公众号转载，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推送了该文，之后该推送被澎湃网的“澎湃政务”全文转载。
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多，我试着在创新基础理论上提出一个创造性的理论。人类经历了几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对应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手工生产、大规模生产、柔性化协同、智能化网络化。创新模式也从单向线性创新演进到非线性的创新。工业时代的创新模式也是非线性的，并非所有工业时代的创新模式都是线性的。图1描述了产业革命更迭下创新模式的演变。
图1 产业革命更迭下创新模式的演变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是第一性的，而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第一性规律是万物智能互联。原来传统的人际连接、书信连接，被数字技术所替代。在数字经济时代，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迎来了数字技术改造世界的新时代。正在兴起的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行为、创新组织甚至创新理论的假设，此类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颠覆性创新。很多学者用“数字创新”来概括这一模式，我们觉得有点宽泛。有学者虽然指出，数字时代创新主体的边界消失、更低的搜索与分享成本，使得创新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获取知识与合作，实现开放式网络化创新，但在分析方法上仍显不足，并未契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研究范式。而我们的方法就是复杂经济学的复杂网络方法。与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数字时代引致形成更复杂的智能网络化生产相契合，利用复杂经济学新范式的主要分析工具——复杂网络来剖析数字时代企业创新模式正当其时。
工业时代的创新方式有几个缺陷：（1）“根技术”的落后性，工业经济时代的通用目的技术是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企业创新模式也根植于这些特征的“根技术”。（2）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性，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往往依赖于物理空间的延伸，研发周期更加漫长，技术迭代速度也相对缓慢。（3）创新主体的单一性，工业经济时代创新的起始点多是拥有进行重大创新所需资源和技术专长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等，消费者与其他异质性知识体处于创新的边缘；企业创新的焦点往往围绕产品和工艺展开，旨在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和改善质量。R&D 网络通常是由两两主体组成的。（4）知识转移的片面性，工业经济时代依赖于物质介质的知识传播，传播速度较慢，显性知识容易传播，而隐性知识难以迁移，创新成为高风险、高门槛的少数人参与的“费时费力”的活动。（5）分析方法的时代局限性，工业经济时代对创新的分析更多囿于创新的线性思维及部分的非线性认知。而创新的多主体复杂性、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与创新空间的网络延展，使得对于技术进步以及创新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上，应扩展到复杂经济学视域及复杂网络的多主体互动视角。
我们对互联式创新做了一个定义，主体分为三类：企业本身、异质性的知识体和消费者。异质性知识体可以包含很多个人知识英雄，包括网红，这一模式能把正在涌现的很多创新现象刻画出来。互联式创新，是指由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本身、异质性知识体和消费者）在多边网络下的主体间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在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支撑下形成知识变革，进而创生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新算法以及新组织与新制度等。这一模式突破了仅将企业当做创新主体的限制，采用分布式多主体，从而破解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底层密码。该模式有四个特征：通用技术的支撑知识性、各类知识的可迁移性、分布式多主体驱动性、多层空间的融合性。
我们考虑一个有n个节点的连通网络，N={1,2,3,…,n} 代表网络中的节点集合，每个节点代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异质性知识体或消费者。假设企业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行创新活动：（1）在内部研发部门中搜寻；（2）通过创新合作，与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形成创新资源互补；（3）通过从非契约关系的异质性知识体与消费者获得创新的前端要素——知识。我们重点分析后面两种路径：企业根据获取创新资源的需要，将选择不同的途径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寻找目标节点。
我们认为互联式创新网络呈现出小世界网络的特征，即网络中分布式多主体之间有较高的聚集系数与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在互联网支撑下，作为节点的分布式多主体之间合作更为便捷、紧密，节点之间信任的提升会形成较高的聚集系数。另外在互联网底层技术的支持下，企业会更方便地从物理距离较远的节点获取知识信息，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也明显缩短。
其次，互联式创新网络呈现出无标度网络的性质，具体表现为生长特征和偏好连接特征。生长特征，即网络存在 m0 个节点，每一期增加一个节点，该点与已有的旧点连接产生 m 条新边；偏好连接特征，即新加入的点以更高概率去连接网络中“度”较高（链接数较多）的枢纽节点。经过时间t期可以得到一个有 t+m0 个节点，和连接数为 m0+m×t 的网络。偏好连接，即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度越大，它与其他节点之间连接的概率就越大。
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研究，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市场主体数量达1.4亿户。如果市场主体数量（N）在1.4亿的水平，其大致的平均路径长度约为6.39，小于六度分隔实验中的平均路径长度，从而节约了连接成本。
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互联式创新网络中，每个企业作为节点仅仅通过自身与邻居位置的信息以及现有网络结构，找到能够形成创新的目标知识节点。若企业要实现所需的知识整合，就需要采取与网络结构相匹配的搜寻策略和算法。为此，我们将互联式创新网络所在的空间假设为一个正则网格网络，每个企业是正则网格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由此，可以通过网络节点间的距离定义互联式创新网络中任意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我们对 Kleinberg 提出的分散式搜索下的贪心选路算法进行适度修正，并将其应用于数字时代企业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目标知识搜寻的场景。
不同于 Kleinberg 模型的假设，我们放松了对每个分布式多主体远距离连接数量的限制。这一限制的放松使得本文的模型能更清楚地刻画出互联式创新网络的特征，原因是在互联网底层技术的支持下，主体之间的联系能够突破地理、行业限制，更容易实现远距离的连接。
我们在互联式创新过程中解决了信息的发现和共享，传播速率以及知识的交流问题。这样，企业现在大量的创新不是来自于内部研发，而是外部搜寻，所有的目标知识点都可以是创新的起点，整体社会就出现了每个节点共同创新的繁荣，每个节点都可以是创意、创新的起始点，而且根本不能预测哪个点会突然冒出来，或者是哪个小企业会颠覆这个行业。
我们现在已经有通用智能搜索，将来有这么一个数字通用智能搜索主体可以帮助你，它们像人一样搜索，在这种搜索下，你的知识获得该多么简单！
进入互联网时代，企业作为知识网络中的节点，可以更加便捷地通过间接的网络连接获取知识。企业已经不再单纯依赖自然形成的网络关系寻求合作与帮助，合作的过程不再是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与枢纽节点结合融入特定平台。在互联网底层技术支撑下的企业互联式创新中，互联网的便利性直接地使得网络连接密度增加。另外，由于间接连接也可以获得外部信息，因而企业在这种技术背景下不再单纯关注自身连接度的重要性，而是更加注重提高自身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特别是基于全局最短路径的中心性。
由于互联式创新网络呈现出无标度网络特征，分布式多主体的连接具有生长和偏好连接的形成机制。在此，我们将企业进行两种类型的区分：一类是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较高的枢纽企业，另一类是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较高的知识聚合枢纽。我们使用Python编程来比较两类不同知识偏好连接模型，即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我们发现：基于度中心性的知识偏好连接模型与基于接近中心性的知识偏好连接模型体现出不同的度分布。
数字时代中国企业互联式创新行为的典型事实如下：
第一，在互联网助力下，企业知识搜寻更为便捷，互联式创新使得创新空间网络化。作为数字技术最为关键的底层技术——互联网，其核心特征在于打破时空限制，将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深度融合，以数据生产要素为载体，拓展信息与知识的传播渠道及传播速度。华为领先的 5G 技术即源于对土耳其 Arikan 数学论文的搜寻与解析。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时代企业创新活动不仅仅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部展开。作为人类最强大的平台，互联网促使多元化创新主体在网络空间彼此连接、交互创新，创新方式的网络化、协同化成为企业创新的基本特征。
第二，数字创新平台作为底层支撑者，赋能和孵化多维创新，互联式创新使得创新主体的边界模糊化。数字时代自我生长形成的数字创新平台与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禀赋和信息之间优势互补、赋能孵化。一方面，创新型平台或是技术型平台本身就是创新引擎，为生产者提供核心技术架构，确保企业在此架构上能够提供更具价值的新产品。以小米 IoT 开发者平台为例，通过赋能平台上与其组成生态链的公司快速、低成本的产品创新，形成了创新型平台支撑和孵化企业创新新模式。另一方面，服务型或交易型平台强大的“大数据池”和“云上功能”，通过数据挖掘生成服务于企业的数据产品，赋能企业实现端到端的新产品开发和新价值创造。阿里云supET和腾讯的未来网络实验室作为这类平台的典型代表，正在助力企业全面转型以及创新生态根本性变革。
第三，注意力经济引发了以消费者为起点驱动的创新，互联式创新促使创新链逆转。数字技术的普及和网络反馈机制的建立，使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消费体验结合各自异质化的知识，为新产品提供创意支撑。同时，专业化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早期试用和反馈，帮助企业明晰产品特点以及创新改进方向，从而降低创新成本和提高创新速度。在互联的网络空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用户即创新者”。随着注意力经济蓬勃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注意力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微观创新主体呈现出分布式节点成长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企业、个人皆受注意力的钳制，企业创新链的源泉变为消费者。
在实证方面，我们进一步运用2015—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企业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结果表明，企业嵌入互联式创新网络越深，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且自身互联网化程度越高，创新绩效就会越好。
结论是：在今天万物智能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主体都在全球的创新网络中整合资源，在全球网络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类的知识、攻关卡脖子技术，可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例如华为 5G 手机芯片的突破。所以，这一时代我们根本不怕知识围堵，根本堵不住。即使有国家将中国与其网络隔断，我们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网络观测到各种隐性知识。所以，我大的结论就是“知识围堵堵不了中国，互联式创新可以突破知识围堵”，在开源和通用人工智能的搜索下更围堵不了。
其次，我们要降低企业知识的连接成本、搜寻成本。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实现数字技术创新重大突破，关键在于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的知识连接成本。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形成各类主体有效连接的可行路径。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设计为引领，打通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平台的全场景，构筑高效联通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底座。
第三，数字时代创新治理的重心在于促进以知识聚集为核心特征的创新枢纽节点的成长。枢纽节点决定着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演化。一方面，要强化以知识聚集为底层支撑的创新枢纽节点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打造由枢纽企业主导的资源共享、协同研发的开放创新体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枢纽节点企业进行甄别与规制。要明辨龙头企业优势地位到底是由于知识偏好连接内生演化，还是其他非市场因素外生形成。以企业对市场主体造成福利损失而非企业规模作为反垄断的标准，鼓励创新反垄断工具。
互联式创新理论具有简洁性、因果预测性，希望大家站在我们互联式创新的理论肩膀上，发明出更好的理论。
谢谢大家！
